（当代戏剧 李杰）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近年来，随着中央大力推动包括戏曲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各地对戏曲、戏剧日渐重视，一些有眼光有想法有实力的城市借政策东风，纷纷喊出打造“戏剧之都”、“梨园之都”、“戏码头”的口号。
一、谁在打造“戏剧之都”
近年来，积极投身于戏剧、戏曲产业的，以下几个城市较具代表性：
广州——打造“国际戏剧之都”。广州是粤剧高地，集中了省市两级优秀剧院。2015年和2017年，广州连续承办两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早在数年前，广州就明确提出打造“国际戏剧之都”，并提出“2018年广州将向国际剧协申报‘国际戏剧之都’”及“十年内成为‘国际戏剧之都’”。但截止目前，广州申报“国际戏剧之都”尚无后续报道。
武汉——振兴戏曲“大码头”。武汉曾是与京津沪齐名的“戏码头”，有很好的历史积淀，集中了省市两级京剧、楚剧、汉剧院团。作为中部的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期望提升其文化影响力。2016年，武汉市首次明确提出“振兴武汉戏码头”。一年后的湖北省十一届党代会上，“振兴武汉戏曲大码头”被写进大会报告，升格为省级战略。此后振兴武汉“戏码头”的口号越喊越响。
西安——打造“梨园之都”。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的戏曲文化源远流长。作为西北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西安同样期望在文化上有所作为。2018年，西安正式提出打造“梨园之都”，虽然时间上比广州和武汉慢了一拍，但一时豪气十足。当年，西安广播电视台就推出了《擂响中华》和《醉梨园·最中国》两档戏曲节目。
除了广州、武汉、西安三大省会城市，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故里江西抚州提出打造“戏曲之都”，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故里浙江金华提出打造“戏剧之都”，现代著名剧作家曹禺故里湖北潜江更是早在2004年就提出打造“中国戏剧之都”。这些城市虽然整体实力和影响力不能和省会城市相比，但胜在“戏缘”，拥有得天独厚的名人资源。
上述城市虽然口号各有不同，但其打造“戏剧之都”“梨园之都”“戏码头”的实际工作可谓大同小异，除了强调组织领导、政策保障、扶持创作、支持院团、培养人才、加大宣传这些基本要素，最为相似的就是都热衷于兴建剧场，举办各种冠以全国甚至国际名称的戏剧文化活动。
以武汉为例，为了振兴武汉“戏码头”，湖北省、武汉市两级政府都出台了专门文件，省级方案提出“把武汉建成全国戏曲演出交流中心、青年京剧人才培养基地、戏曲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和戏曲‘像音像’工程基地”等具体目标；市级方案提出“到2020年，规划建设武汉戏曲艺术中心，修缮和建设一批戏曲剧场和百姓戏台，重点打造10部（出）戏曲精品力作，培养50名戏曲骨干人才，传承50出经典传统戏曲折子戏，引进100部优秀戏曲剧目”的目标。近年来，武汉连续举办了全国地方戏曲南方会演、“戏码头”中华戏曲艺术节、全国名家名团武汉行等各种大型活动。2021年，还将举办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
区别于专注戏曲的武汉，志在“国际戏剧之都”的广州，举办各种活动热衷于突出“国际”，如“羊城国际粤剧节”、“广州国际戏剧节”、“国际演艺交易会”等等。
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并不贪大求全，但特点鲜明。江西抚州自2016年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之后，连续四年举办汤显祖戏剧节暨国际戏剧交流月活动。浙江金华从2018年开始举办中国（金华）李渔戏剧周。湖北潜江则围绕“曹禺”牌，兴建了曹禺戏楼、曹禺大剧院、曹禺纪念馆、曹禺公园等一系列场馆，举办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和全国剧本创作交易会。
二、“戏剧之都”得失之辩
2010年纪念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时，《北京晨报》曾发表《“戏剧之都”不是造的》一文，质疑湖北潜江自2004年起花六年时间，投入近20亿兴建了梅苑戏剧文化主题公园、曹禺公园、曹禺纪念馆、曹禺戏楼等文化设施，打造“曹禺文化”品牌，建设“中国戏剧之都”的行为是功利的“文化搭台，旅游唱戏”行为，甚至批评是“文化暴发户”心态。
但潜江并未停止打造“中国戏剧之都”的脚步，2015年至2018年，潜江连续四年举办全国剧本创作交易会；2017年，总投资近2亿元的曹禺大剧院建成并启用，堪称湖北县级城市中档次最高的剧院。今年11月，潜江还举办了第四届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从正面意义来讲，潜江没有将打造“戏剧之都”当成短期政绩行为，而是十几年如一日持续投入，这在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中是极其难得的。但从借鉴意义来讲，潜江案例也提醒我们，打造“戏剧之都”确非一朝一夕之功，潜江已持续投入十几年，各种硬件、软件和影响力在同级城市中算是非常不错了，仍不能说已经建成了“戏剧之都”。这证明“‘戏剧之都’绝不是硬件设施堆砌出来是、不是金钱砸出来的，更不是个别官员一时兴起‘打造’出来的”。
潜江案例还带来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有这么多城市热衷于打造“戏剧之都”、“梨园之都”、“戏码头”、“戏曲之都”，但“戏剧之都”究竟是什么？怎样才算建成“戏剧之都”？评价标准似乎一直模糊不清。
人们热衷于制定各种数字目标，建设多少场馆，创作多少剧目，培养多少名人才，引进多少剧目，举办多少活动，吸引多少观众……但这些量化指标是不是完全等同于“戏剧之都”建设进度？答案显然并非如此。建设“戏剧之都”是个综合工程，且有赖于观众的普遍认同，并不是有了一定数量的硬件、软件就等于建成了“戏剧之都”。同理，更不能说向某个国家或国际行业机构申请到某个称号或挂牌“XX基地”、“XX中心”便等于建成了“戏剧之都”。
遗憾的是，一些决策者容易忽视这个问题，将文化建设搞成了文化指标建设。究其原因，在于动机不纯。以前，人们经常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则是“文化搭台，旅游唱戏”，当然也有人反过来讲“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口号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发展理念的进步，似乎文化已经从附属的、次要的、辅助的地位变成了主要角色。但究其本质，即使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仍然没有摆脱“功利”主义思维——假如台子搭了，戏没唱起来或者短期内唱得不好，这文化还要不要？
或许可以更直白地问一问，这些打造“戏剧之都”的城市决策者们，有多少人是真心喜欢戏剧、戏曲，并深刻理解认同其对生活、对城市的作用？决策者们一年之中自发地看过多少场戏剧？对戏剧知识是否有足够丰富的了解？能否对戏剧作品进行较客观专业的评价管理？这并不是要决策者们都必须成为戏剧专家，而是期待决策者对戏剧有起码的了解和尊重，才能真正明白“戏剧之都”意味着什么，才能有充分心理准备去面对和解决前进过程中的一切问题。而不是仅凭一时头脑发热，便用行政力量随意编排一个城市的文化外衣。
三、“戏剧之都”前途如何
打造“戏剧之都”，既有赖于行业整体发展态势，也取决于各个城市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特点。从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来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升级，戏剧的影响力和受众群体在不断扩大，前景向好；从政策导向来说，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扶持，戏剧、戏曲仍将享受相当一段时间的政策红利。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某一个城市将打造“戏剧之都”上升为城市文化战略就一定能成功。
无论是纽约百老汇还是伦敦西区，都不是政府刻意扶持“打造”的产物，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更非一日之功。即便是在美国和英国这样戏剧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又有多少城市能像纽约和伦敦一样？再看中国观众津津乐道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爱丁堡戏剧节和柏林戏剧节，能有今天的影响力也都是超过半个世纪积累的结果。因此，绝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在政府主导下大建剧院、大搞创作、大办活动就可以在短期内批量培育观众，批量制造戏剧精品，形成戏剧氛围，造就“戏剧之都”。
客观地讲，目前除了一线城市和少数经济、文化基础较好的城市外，大多数城市并不具备打造真正意义上的“戏剧之都”的能力。这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戏剧文化氛围和观众文化消费观念的问题，这种观念转变和文化积累的过程不是花费大量金钱就可以短期内实现跨越的。动不动就举办全国甚至国际戏剧节，从年头到年尾热闹不断。那样虽不能武断地说一定就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但肯定要做好“赔本”还不一定能“赚吆喝”的心理准备。这也不是说政府不能赔本做文化（政府愿意赔本，对观众而言不是坏事），但最怕的是决策失误，操作也不对，最后不仅把本赔了，而且没有培育出可持续的戏剧生态，只留下一堆无法正常运营的场馆和缺少实质内涵的仪式活动，那才叫进退两难。
即便是武汉、西安这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城市，同样也需要想一想，打造“戏码头”、“梨园之都”前途如何，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他们依托的对象是更为传统的戏曲，面临的观众观念、市场经营方面的困难恐怕会更多一些。我不认为传统戏曲已经过时，并坚信如果做好传播普及和创新，戏曲仍然有其长久价值和市场空间，更期待“戏码头”、“梨园之都”这样的大手笔能极大地推动戏曲的传承发展。但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当前相对小众的戏曲能不能承受一个城市孤注一掷式的文化战略之重？决策者的眼光、胸怀和专业能力以及城市本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观念，能否支撑起这样一个需要长期持续投入的宏大格局？大手笔投入或许能够营造出短期的巨大热度，但能够持续多久，会不会因为主政者更替而搁浅？会不会成为华而不实的文化外衣，甚至成为拖累城市发展的财政“黑洞”？或许更是决策者应该思考和防范的。
四、着眼长远未来可期
不管怎样，这些志在打造“戏剧之都”“梨园之都”“戏码头”的城市，值得戏剧从业者和戏剧爱好者们感谢并期待。即便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起码也带来了希望。而对“戏剧之都”的建设来说，则需要着眼长远，戒骄戒躁。
其一、时间比金钱更重要，走得快不如走得稳。打造“戏剧之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戏剧传播和普及、观众的培养、人才的培养、精品的创作、戏剧氛围的营造等各方面来讲，都需要时间投入。没有足够的沉淀积累，出不了爱戏懂戏的观众，出不了优秀的戏剧家，更出不了经典作品。这其中，戏剧观念普及又显得最为基础和关键，只有形成足够普遍的社会认知，才能培育出足够数量的高质量的戏剧观众，为戏剧发展打下扎实的根基。对传统戏曲来说，更是如此。戏剧观念培育并非一日之功，不是短时间内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进校园演出几场，指导学生排几个节目、参加几个比赛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构建系统化的艺术教育体系和广泛的社会文化获得体系，让大众在长期的学习和欣赏之中提升素养。这需要文化和教育部门静下心来长期坚持做基础工作。
其二、主动创造比被动配合更重要，孤军奋战不如众人拾柴。当前各个城市打造“戏剧之都”，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政府主导，无论剧目创作、活动策划举办等等都是行政意志，剧团或具体经办机构不过是政府的“手”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执行力强，短期内可以出成绩，闹出大动静。但弊端也显而易见，一方面政府不可能事事专业，“外行指导内行”不一定能让事情办得更好；另一方面，过多地亲自介入，不仅有让政府背上沉重的资金和事务包袱的风险，而且间接挤占了社会专业机构的参与空间，容易导致结构失衡，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因此，相比完全由政府大包大揽式的大修场馆、大办活动、大搞创作，不如多从文化氛围、投资环境、创作环境入手，为戏剧文化培育和戏剧产业发展提供好的土壤，吸引更多专业力量加入进来，全面调动戏剧从业者、爱好者的积极主动性，激发创新活力，让更多人参与到建设中来，添柴加薪，众人拾柴火焰高。在艺术创作方面，更需要尊重艺术规律，尊重专业，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才能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培育更多精品力作。
其三、培育生态比制造热点更重要，叫得响不如扎得深。当前各个城市打造“戏剧之都”的一个通病是热衷于制造各种有影响力的事件，媒体宣传炒作更是不遗余力。然而，抛开这些人为制造的热点之后，不难发现整个城市的戏剧生态其实脆弱而失衡。热衷于建设大型场馆，却忽视了演出场馆的合理分布与搭配、忽视了场馆的有效经营利用；热衷于举办大型演出活动，却忽视了对普通戏迷更需要的常态化演出的培育扶持；热衷于更有话题热度的创作和演出，却忽视了培养戏剧编导、经纪、剧团剧场经营管理人才，忽视扶持戏剧相关配套产业。如此作法，短期内虽然可以一炮走红，但无异于竭泽而渔，以透支长期发展机会换来一时繁荣，必然缺乏持续的创造力。
